崔瑾、李青青、李世安：植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思历程——李世安教授访谈

以及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的《世界当代史》等。在这种情况下，加之有此前的研究基础，我的研究方向就完全转向了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

问：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您对学术研究的坚持和追求。那么，在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您是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

答：谢谢你的认可！我的理解是，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现代一切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包括世界史在内的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无论任何时候、无论学术氛围如何变化，都要毫不动摇地、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

苏东剧变后，西方鼓吹共产主义已失败，掀起了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当时国内学界也有人否定列宁和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结合历史事实认为，苏联解体只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暂时的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有“指出前人的历史局限，但不要苛求前人”的认识。他说：“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必然仅仅去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我坚持用这样的观点评价列宁和斯大林。我认为，不能否认列宁和斯大林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建立，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做出的重大贡献。对斯大林等人的功过要全面评价，不能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因此，我在研究和教材编写中都浓墨重彩地肯定了列宁和斯大林。

再如，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彼时有人把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捧上了天，认为“新政”挽救了资本主义。我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危机与政治、社会关系”时，指出“新政”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真正阻止资本主义的消亡。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的前几年确实有一定成效，暂时遏制了危机，但没有消除危机。1937年，新政开始不灵了，美国又出现新的经济危机。1937年，美国生产下降40%，证券交易价格下降48%，新增失业人数达400万，人民开始不满。到1938年底，罗斯福新政已很难为继。美国经济不断下滑，到1939年继续恶化。

二战爆发后，出于战时经济的需要，美国经济开始好转，再加之大发战争财，财富有所增加。然而，战争结束时，美国还未摆脱大萧条的影响，只是由于战后世界经济重建的拉动，才使其经济获得攀升。直到1954年股市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政府才宣布该国真正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在此之后，美国又不断爆发新的经济危机，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我认可并坚持这一观点。目前，美国经济衰落且处于滞胀阶段，政治极化，社会分裂，任何调整改革都难从根本上改变其制度必然衰落的历史命运。历史上，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均经过了数百年时间，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需要漫长时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永世长存。

问：您常年深耕中国的世界史教材编写领域，编写过不少世界史教材。在这些教材编写的具体实践中，您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工作的？

答：在教材编写实践中，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世界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编写教材。在我编写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材”《世界现代史》中，我坚持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我在书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原理，对萨拉热窝事件进行了创新性叙述。20世纪初，西方社会危机不断、矛盾尖锐，两大军事集团形成，世界处于战争阴影中。萨拉热窝事件看似是一起偶然事件，却集中体现了奥匈帝国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地缘政治利益，涉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成为引爆大战的导火线。因此，帝国主义争霸才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关于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思想，为国内世界现代史教材增加了新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内容。

我在编写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材”《世界当代史》时，力求全面、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时代定义上，弘扬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思想；在叙述主线上，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当代世界，尽管各国联系日益密切，但发展道路却千差万别，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此外，我在编写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为指导，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强调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因此，《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观点。同时，我还坚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编写研究生教学用书《欧洲一体化史》时，我认为，虽然欧洲一体化运动开始很早，16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就提出了一体化设想，但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是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英、法、德推行争霸欧洲的帝国主义政策。况且，美国一直不支持欧洲一体化运动，甚至战后该运动走向高潮，美国仍不肯施加援手。美国认为，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对其世界霸权的威胁，直至冷战开始，杜鲁门政府为利用欧洲反苏、反共才逐渐支持欧洲一体化。

最后的例子是我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我在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交往中“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理论，分析了世界各文明的特质，还特别增加了两章“现代苏联文明”和“近现代中华文明”。前一章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文明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深刻影响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文明及社会发展；后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这一制度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指出不断发展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前进的重要引导。

问：历史分期问题是教材编写的重点，事关人才培养的“史观”塑造与知识体系的构建，您对世界现代史的分期有何认识？又如何将这种认识贯彻到教材编写中？

答：你的问题很好，历史分期非常重要。时代划分尤其是时代开端是历史教材编写的重点，关系到学生是否能形成正确的认识观和历史观，以什么历史事件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个历史事件要能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要能反映时代性质、时代特征、时代发展方向，要能揭示站在时代潮头指引时代前进的力量。有什么样的开端，就有什么样的世界现代史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世界上有各种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但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延安时期探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酝酿，到改革开放初期又增加了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才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

有教材“以20世纪初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理由是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剧变都发生在20世纪初。这一描述固然不错，但把20世纪初作为开端，却存在表述不准确和没有中国特色这两个问题。其一，既然“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那么这一时期仍属于资本主义主宰世界的时代，时代性质还没有变，由社会主义引领发展时代方向的新阶段还未到来。因此，持这种观点认为“20世纪初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并不恰当。同时，那种认为“20世纪初”包括了一战、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说法，在时间表达上也不够准确。历史时间的表达有特定用语，20世纪初一般指20世纪的前几年，不包括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其二，以“20世纪初”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是西方人最先提出和采用的分期方法，而根据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论述建立起来的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世界现代史分期方法，反映了社会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和引领时代前进方向这个根本特征。后一种开端是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的时代分期方法，体现了中国的话语创新。

另外，还有教材以1900年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种分期方法也不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代划分并不要求与世纪开端一致。以世界近代史为例，苏联在二战前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之后改为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中国一般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改革开放后又有人提出以“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的说法。以1900年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是西方学界早就提出的看法，我们不应盲目追随。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世界上有各种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中国确立的世界现代史研究，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指导下，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分段”和“线索”问题十分突出，它适应当时的学术氛围，反映了学界的共同认识。

在“分段”问题上，中国学界是根据毛泽东有关论述来进行分期的。但随着时代发展，世界进入新阶段，中国原有的世界现代史的“二段”分期法和“三线”线索论也需与时俱进、适当创新。在该体系“二段”结构上，世界现代史的下半段应加以延长。因此，我们的中小学教材乃至大学教材应尽量反映现今历史时期的内容，特别要反映新时代以来世界现代史的最新内容。同时，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的“三线”，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线索也应进一步拓展。我建议中小学教材增设“国际关系史”和“发展中国家历史”这两条线索。前者包括了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中东战争、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其他重要问题；后者包括了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独立后的发展情况。重要的是，应增加新的反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进程的内容，恰当选择重大历史事件，把握历史发展进程，更好地构建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

问：我们注意到，您除了编写高等教育教材外，还参加过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您能谈谈基础教育教材和高等教育教材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吗？

答：我在读大学前编过小学教学大纲，未编写过中小学教材。不过，从1998年开始至今的20多年里，我先后担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中心的教材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以及教材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组副组长。担任评审委员会组长的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张诚同志，他后来年事已高，不再出席评审会议，我便暂时担任小组召集人，全程参加了21世纪所有中小学教材的评审工作。在教育部教材局成立后，又参加了高等教育教材的评审工作。因此，在20多年的评委经历中，我的主要工作是审查教材和提出意见，也就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工作多年的基础上，我认为高等教育教材与基础教育教材之间有一定区别和联系。

基础教育教材与高等教育教材的最大区别在于适用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不同。这决定了二者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语言表达及表述形式，教材体系、结构和呈现方式都不尽相同。基础教育教材强调普及性、基础性和社会性，注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培养。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历史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世界历史和我国基本国情，用史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基础教育教材的编写要删繁就简、简明扼要和重点突出，要在“知识与能力”和“过程与方法”方面下功夫。基础教育教材应给教师和学生留有余地，贴近社会和生活，引导学生用正确方式学习，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探究性，培养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参与历史学习的意识。在呈现方式上，基础教育教材也应力求生动活泼和图文并茂，融科学性、思想性、可读性于一体，还可设计课外作业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充分发挥基础教育的作用。

高等教育教材强调思想性、科学性、创新性和时代性。其目标是培养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观，学会并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培养出具备良好素质、全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进行相应研究的专门人才，以更好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因此，高等教育教材的内容应丰富厚重，具有理论深度，虽对文字水平要求较高，但文风需朴实且通俗易懂。在体例和版式方面，高等教育教材可大胆创新，但插图不宜过多，仍要以文字叙述为主。一个关键之处是，高等教育教材不能简单和大量重复基础教育教材的内容，如果这样，学生就会感到枯燥并产生厌学感。高等教育教材在涵盖基础教育教材核心内容的同时，应进一步扩展并深化这些知识，提供科学系统的方法论。高等教育教材还要吸纳最新的国内外科研成果，反映当前的学术动态，把这些成果充分转化为中国的历史学科术语，从而对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有所助益。

我想表达的是，由于基础教育教材和高等教育教材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而教材的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教材编写工作不能割裂看待，而应统筹进行。应结合学生年龄和实际情况，由浅入深，有层次地全面统筹地编写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教材。实际上，基础教育教材和高等教育教材都要传授历史知识、反映历史演变。它们应在内容编排上相互联系、互相配合，使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知识，逐步学会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这样才能编写出当下需要的中国历史学的基础教育教材和高等教育教材，也能达到培养新时代人才的目的。

问：那么，您认为在中小学世界史教材编写中，如何在学术严谨性与学生认知水平之间取得平衡？

答：你提到的问题确实是教材编写的一个核心难题，我谈谈我的想法。在中小学世界史教材编写中，要想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学生认知水平，不应该简单地简化世界史知识，而应该对相关知识进行精细化处理。我认为，这个平衡可以通过以下几项原则来实现。

第一，确立清晰主线，构建知识框架。中小学教材应围绕一条能够反映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的核心主线展开。这条主线是骨架，旨在为学生提供关于历史演进的系统性基础知识，以帮助他们形成对世界史的整体性认知。

第二，突出战略重点，避免面面俱到。世界史内容包罗万象，而基础教育的教学容量有限，因而有必要进行取舍。教学内容改革的关键在于聚焦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知识点。这些重点内容，如重大转折、核心制度与重要思想等，是构成历史理解的基石，具有恒久的教学价值，应作为教材系统呈现的核心。在此前提下，也应该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体现时代精神，对相关内容实现推陈出新。

第三，强调社会功能，服务时代需求。在选定具体的知识点和教学内容时，必须充分考虑其社会功能。历史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使培养的学生要能适应并服务于其所处的时代。因此，教材内容的选择应与时代发展的需求紧密相连，发挥历史学科鉴古知今的独特价值。

第四，统筹内容维度，明确政治核心。一部完整的世界史教材，需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维度。在这些维度中，我想政治史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经济基础往往是政治格局的集中体现，文化发展通常围绕着特定时代的政治核心展开，而外交、军事冲突等则可视为政治在不同领域的延伸。确立以政治为重点，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历史发展的主动脉。

总之，理想的中小学世界史教材，应该既能确保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前沿性，又能用清晰的结构和易懂的语言，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学生不仅学会历史知识，更要使他们学会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

问：目前，您认为国内世界史基础教育教材和高等教育教材应遵循怎样的编写思路和理念？应达到什么效果？

答：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里我简单谈谈看法。第一，教材编写应贯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为基本线索选择教学要点、开展时代划分，打造自主的世界史教材编写体系。自主的世界史教材编写体系很重要，要力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积极完成世界史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的成果转化，还要研究怎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成果转化为教学话语。

第二，教材内容选择是教材编写的核心，是一项具有时代价值和战略意义的工作。教材内容应反映各时代风貌的重要知识，却不能包罗万象，要突出重点。应该说，世界史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但如果世界史教材不以反映时代精神的知识为主，就没有创新力和生命力。因此，教学内容要有社会功能性，必须突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发展提供的新选择，弘扬中国在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的引导作用。

第三，具体而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应是世界史教材中教学内容的重点，构成了完整的世界史知识体系基础。否则，如果用各种新研究方向构建教材体系，只能形成专门的、支离破碎的或大杂烩式的教材。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容为主，并不代表不写其他内容，而是把其他领域，如外交史、军事史、宗教史、科技史、民族史、环境史等分别归纳到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议题中。例如，在政治议题中，就包括军事、战争、对外政策等内容，而科学技术等问题可放到经济、社会方面去写。至于环境史等则属于专门史范畴，可把它们放到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的方面去写。一个鲜明例子是，前些年希腊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后，土耳其不仅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还从地震可能影响到土耳其自身的考虑出发，立即参与了希腊地震救灾活动，使本来紧张的希土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第四，基础教材有课程标准，高等教材也应该有课程标准。我们培养的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具有历史素养的人才，课程标准要有原则立场。编写教材应该提倡和鼓励百花齐放，但百花齐放必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世界史教材就会出现历史观的混乱。

第五，教材内容要处理好各种关系。首先是处理好科学性和实效性的关系。世界史教材的作用不仅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教育使学生把握历史现象和事物本质，为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精神食粮，以实现培养社会主义人才的教学目标。世界史教材的编写应遵循这一理念和方向。其次是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创新是历史学为人类社会服务并使其自身与时俱进的重要手段。但是，创新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围绕培养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人才这一目标进行。否则，任何创新都不符合教育目标和时代需要。最后是处理好教学内容完整性和精简性的关系，教材内容要系统，但不能蜻蜓点水、面面俱到，要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如果不完整，学生学到的将是支离破碎的知识，达不到培养其科学历史观的目的。反之，如果不注意精简，虽然内容看上去比较完善，但庞杂凌乱，就会使学生抓不住重点，不能使其掌握系统历史知识，也就不能使其更好地学习和坚持唯物史观。因此，为构筑一个完整系统和重点突出的教材体系，就要重视史学理论创新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的知识成果，并在教学内容中予以反映。

我想，以这些理念为依托，世界史教材应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一是可使学生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他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二是可使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世界史知识，为以后的继续学习打下扎实基础；三是可使学生充分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认识到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帮助学生树立理想信念，使其在学习研究中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进而以实际行动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问：我们注意到，您2022年在《史学理论研究》第5期发表了《唯物史观与新时代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一文，请问您认为应该如何培养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主体性与主体意识？

答：我认为，历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主体性与主体意识十分重要，培养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主体性与主体意识，需从以下方面努力。其一，要不断学习并发扬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主体性与主体意识的理论。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这就表明，历史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有什么样的认识主体，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认识判断。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另外，在相关研究中发挥群众历史主动性的同时，也要谨记党性原则。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我认为，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不能对一些事件及人物进行正确的历史分析和价值判断。其二，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要培养以青年为代表的历史认识主体的责任心，让他们体会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帮助他们在学习研究中坚持正确观点、摒弃错误观点，培养其历史主体意识，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担当精神。

问：您在《中国的世界史如何加强国际交流》一文中指出，“中国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之一”，那么，针对当前存在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应如何努力？我们应如何发声打破这种论调？

答：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打破“西方中心论”，我想应从这几个方面努力。第一，打破“西方中心论”，要对其历史背景、本质属性、时代变迁开展分析，使世界史研究者充分认识到“西方中心论”的错误之处，以理服人。“西方中心论”的源头实际上是西方唯心主义历史编纂思想。在西方启蒙时代之前，西方历史学家为使已知历史事件符合《圣经》框架，就把历史划分为与《圣经》的《但以理书》中预言的亚述、波斯、希腊、罗马这四大世界帝国相对应的几个时期。这种编写历史的方法就是围绕“中心”来书写历史，因而也是唯心主义的。后来，这种思想进一步影响了近代西方历史的书写模式。由于资本主义首先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于是随着西方国家向全世界的扩张就产生了“西方优越论”，在历史编纂上就表现为“西方中心论”。不难看出，“西方中心论”是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是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理论。

“西方中心论”之所以能在西方盛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西方在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现在，西方国家问题重重，站在时代潮头、引领世界发展的已非资本主义，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因此，尽管目前“西方中心论”仍存在于西方史学界，但随着西方世界的日益衰落，“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会逐步缩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辉煌成就，必然将打破“西方中心论”。

第二，打破“西方中心论”，要加快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在世界史学科建设中，要注意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转化为中国话语并推向世界。恩格斯对此有精辟论断：“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可见，新见解需要新术语来表达，一门科学要实现理论的革命，必然要有术语的革命相伴随。由此，我们要在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中形成自己的话语，在世界史坛上发出强音。

第三，打破“西方中心论”，要在书写世界历史时强调中国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在世界史书籍中描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史时，要增加中国部分。过去许多世界史书籍在描写封建社会时多是写西欧的封建采邑制度，而不讲中国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西欧的封建采邑制度层层分封，各个大小领主及骑士领地各自为政，难以形成中央集权，而导致各地割据和互不统辖的局面。然而，中国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其长处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古代治理水患仅靠各个地方的努力是办不到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治水成功依靠的是整个流域的人民集体努力，并由此产生了中央集权政府。李约瑟的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暂当别论，但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与西方封建制度的确有很大不同之处，应着重体现这种不同。同时，还应把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中国古代社会在很多方面领先于西方的事实写进去。要突出强调中国人民对世界发展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道路，以及这一道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通过这些方式，可充分显示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为打破以西方为“中心”而书写历史的“西方中心论”模式提供现实与理论依据。

第四，除中国外，还应重视其他国家对世界历史的贡献。用史实证明，世界历史是世界各个地方和国家的人民共同创造的，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一直领先。可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将这种观念推向世界，在此基础上鼓励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在国外一流杂志和刊物上发表论文，亮明我们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

问：您的《现代化能否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线》一文发在《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引起学界重大反响。请问您是如何认识世界史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的？

答：世界史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是研究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方法和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世界史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多种多样，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理论，还有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美国学者把世界史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看成一种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美国为反苏反共而开始了现代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以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理论”，成为最先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国家。这种理论在问世后，被美国人认为是一篇反对《共产党宣言》的“非共产党宣言”。例如，美国人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化理论的科学论断首先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而这一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产物。”雷迅马把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含义说得非常透彻，他说：“在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冷战的战场迅速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成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事务顾问的沃尔特·W. 罗斯托（Walt W. Rostow）也坦言，“反对共产主义”，需要在“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展开”。他说：“现代化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模式，它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的手段，还是一种用以帮助美国确定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变迁的办法。”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也受到美国影响，有的彻底追随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有的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美国灌输的价值形态。日本的现代化理论虽保留日本的民族传统，但仍然是西方化的现代化理论，韩国现代化理论也是美国和日本影响下的现代化理论。

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曾几何时，我国出现过一种质疑马克思主义五种生产方式的、不同意有共产主义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实质上是错误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创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产生意义重大，不仅指引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极大改变了现代化长期被锁定在基于西方软硬实力霸权的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局面，将深刻改变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问：最后请您谈谈，作为在世界史领域长期耕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您对青年学人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何建议？

答：对这个问题，我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与年轻人共勉。一是要全面、系统、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一个宏观整体，在学习时，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而要掌握其理论精髓，充分理解其观点和思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大量论述。这些论述的理论意涵是一致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二是要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创新发展，因此，绝不能忽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熟练运用。三是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历史理论，做到“古为今用”；也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历史理论中的优秀成分，做到“洋为中用”；还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四是要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很关键，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学习时应格外注意这点。遇到问题，就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寻找解决方法和答案。这样反复学习，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就会自然而然提高理论水平。

再次感谢李老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